盟史寻踪 | 民盟历史上的一次盛会

1945年10月1日至12日，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，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这次会议参加人数多且代表性强，会期长且程序规范，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、大会宣言及民盟纲领，系统阐述了民盟的政治主张，对民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关于大会盛况，盟史已有明载，但还有一些细节，可作补遗。

大会筹备

1945年春夏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，中国抗日战争也转入战略大反攻阶段。在这一历史关头，中共和国民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，就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战后中国命运等问题提出主张。

4月23日至6月11日，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，会议提出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为基础，在现阶段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张。5月5日至21日，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，会议虽然提出“争取抗战胜利”“确定实施宪政”“增进人民生活”等主张，但公然宣称“提出联合政府口号”是“企图颠覆政府，危害国家”。国共两党政见分歧明显，刚从抗日战争中走出的中国，又面临内战危机。

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民盟也积极筹备召开大会，应对时局变化。据《民主星期刊》第二期所载，这次大会除了完成国内团结民主的一般任务外，还将努力完成争取抗战彻底胜利、国共商谈早获结果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等特殊任务。

国共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民盟就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拟议，但因国际国内形势变化，加上筹备不及，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多次变更。

6月5日，民盟中执委会在重庆信义街左舜生家里举行，左舜生、黄炎培、章伯钧、张申府、沈钧儒、陈启天、朱蕴山、韩兆鹗等参加会议，议定于7月1日至5日在重庆举行民盟代表大会。当时，民盟主席张澜在成都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。会后，左舜生携黄炎培的信，专程赴成都，与张澜及张志和、杨叔明等中委商谈时事及盟务。7月1日至5日，为推动国共合作，左舜生、黄炎培、章伯钧、冷御秋等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，原定在此间召开代表大会已无可能。

△ 考察团成员在延安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欢迎。

为促进国内民主团结、商讨盟务，7月4日，张澜由蓉抵渝。其后数日，他先后与陈启天、沈钧儒、张申府等在渝中委商谈盟务，并与从延安归来的章伯钧等商讨国共合作等问题。25日，民盟中执委会在特园召开，15人参加会议，会议作出通过民盟对时局宣言、10月1日在成都召开民盟临时代表大会、限期成立民盟重庆市支部等三项决议。

8月29日，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重庆举行。谈判期间，毛泽东分别于8月30日、9月2日和15日到上清寺特园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会谈。当时，民盟中委也多在重庆，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更方便，影响更大，也更能推动国共和谈，实现团结民主。9月16日，在成都的范朴斋接杨叔明电，“知同盟全代会定开，嘱即去渝”。其时，大会日期和地点最终确定：10月1日，重庆。

民盟中执委会7月25日议定召开代表大会后，各项准备工作加紧推进。8月1日，民盟在重庆召开各区、各组负责人座谈会，包括来自昆明的曾昭抡等20余人参加会议。会后，各地组织开始推选代表，筹集旅资。3日，民盟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，美、苏、法、奥等国共八名记者参加，张澜发表谈话，介绍民盟对时局主张。

民盟自身没有实业支撑，召开大会所需经费主要靠捐款。8月16日，张澜嘱范朴斋去成都，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筹款，并带信给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，坚定他们对民盟的信心。范朴斋到成都后，先后拜访了刘、邓、潘三人，三人共捐200多万元法币，可购黄金30多两。除了大会的集中开支，各区各组代表的往返费用等主要由本级组织或代表自行解决。范朴斋在来渝开会前，就收到支部送的赴渝旅费三万元。

这次大会代表共63人，实到48人。由于特园住宿条件有限，外地来的少数代表住特园，其余代表以党派、地域相对集中的方式在信义街、半山新村、马鞍山等地住宿，昆明来的十名代表主要以刘王立明所办的李子坝胜利托儿所为宿舍。

9月28日，民盟召开中执委会，欢迎民盟中常委、青年党领袖曾琦；杨叔明、左舜生、潘光旦、朱蕴山与范朴斋等则继续商讨大会盟务及选举办法。29日，张澜的开幕致词等拟定。与此同时，各地代表也陆续抵渝，准备提案，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即将拉开帷幕。

大会盛况

这次大会借特园鲜宅达观楼底楼客厅举行。会议厅正面墙壁上有八个大字，左边是“民主统一”，右边是“和平建国”，中间是一个以五色花朵拼缀起来的象征胜利的“V”字，中间淡蓝薄绢子做的窗帘上方是红绸做的会标，写着“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”。主席台上安放着七张靠椅，正中三张铺着绵缎的垫子。

△ “民主之家”——“特园”（著名民主人士、盟员鲜英宅邸）。

大会在下午2时正式开始。穿白色制服的司铃员摇铃之后，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，张澜在秘书长左舜生的引导下走上主席台。左舜生宣布开幕并向会议报告人数后，张澜致开幕词。他说：“我们经五年来艰危奋斗，到今天显然的在政治上已反映出我们的力量，在社会上亦获得广泛同情，即在国际间亦显然获得重视，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甚可欣慰。同时由于我们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，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，所以获得了广泛同情和支持而显示出力量。这力量，正是人民的力量，而不是我们少数人真有什么力量。……今天开代表大会，检讨过去，计划将来，当此抗战胜利结束的时候，更感责任重大。如何整饬内部，使我们组织更健全更普遍，使我们一贯主张的‘民主、统一、和平、建国’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真正民主政治，能促其实现，这就特别需要研讨。这都是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共同的要求，我们能使人民的要求和主张，能透过我们的组织表达出来，我们的力量将不可估计，而前途的光明远大，更可预卜。”

张澜致词之后，沈钧儒和曾琦先后致词。沈钧儒强调同盟要和衷共济，力求民主中国的实现；曾琦报告了在北平的张东荪近况，并说从华北来，各地对同盟工作都很重视，同盟代表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国人民力量，前途无限光明。其后，范朴斋和潘光旦被推讲话，章伯钧和黄炎培也讲了话。范朴斋略述对国家及同盟前途看法，强调加强同盟发展的重要。潘光旦讲话尤其精彩，他认为，在民主团结声中，首先须求同盟内部的团结，力求同盟的发展和一致。他说他虽也是一名国家社会党党员，等张君劢先生回来，要建议首先解散国家社会党，从事于一个民主力量的总团结。黄炎培则强调，要民主，就不怕麻烦。

致词和讲话结束后，会议推选了主席团及各组召集人。除主席张澜为当然人选外，章伯钧、曾琦、罗隆基、沈钧儒、史良、黄炎培六人当选主席团成员。

△ 大会期间，民盟中央部分领导人合影。左起：罗隆基、沈钧儒、张澜、左舜生、史良、章伯钧。

傍晚时分，开幕会在团结、热烈的气氛中结束。罗隆基、曾昭抡、陶行知三位代表走出会议室，迅疾被记者包围，他们在走廊里举行了烛下记者谈话会，直到晚上8时才结束。

大会原定会期七天，实际开了十天，议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包括政纲、政策、组织及机构四项。从10月2日起，大会分为政治报告、纲领草案、盟务工作、规章修改、提案审查五组，分别举行三天会议，然后再开全体大会。

从黄炎培及范朴斋参加讨论的记载来看，分组会议中，代表们讨论得十分激烈。比如，10月2日，范朴斋上午参加盟务工作审查，下午参加修改规程审查，“忙乱终日”，“下午讨论尤激”。黄炎培则出席盟务工作组会议，提出“会内设协商部分，并于会外与有关团体协商，以解决目前的症结”。10月3日，除了小组会，中午还举行了会餐，下午召开了主席团会议。10月4日，继续分组讨论。

经过三天的小组讨论，从5日起开始举行大会。5日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大会由曾琦主持，左舜生、杨叔明、罗隆基分别报告总部、四川及云南盟务工作；6日上午的大会由黄炎培主持，董时进、杨子恒、罗子为分别报告重庆、西北、西南盟务工作，大会还讨论通过若干议案。7日星期天休会。8—11日，继续举行大会，史良、罗隆基等主持会议，会议讨论通过了各党派协商案、报告、纲领、规章等。

10月10日是庆祝中华民国诞生的“双十节”，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，国共两党也于当日签署《双十协定》。当晚，民盟在鲜宅举行游艺会，由重庆支部招待茶点，中外来宾百余人，节目包括新华日报组织的秧歌《兄妹开荒》等，游艺会直到晚上11时才散去。

12日大会闭幕。《双十协定》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，上午，大会专门讨论了政治协商会议问题。下午，大会根据新改规程选举主席，追认中央委员三名，补选中央委员30名。新当选的主席张澜在闭幕致词中指出，“民盟中不论有党籍的盟员与无党籍的盟员之间，以及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之间，必须互信互谅，精诚团结，才能完成重大使命”。

10月15日至16日，民盟一中全会在特园举行，张澜主持会议。会议协商选举了18名常委，讨论通过了大会宣言、修正县市组织规程、各中央执委捐募基金等大会交议的各项议案。会议还决议设置西南、西北、东南、南方、东北、华北及海外七个总支部并推举了正副主委，组织编辑委员会，接办《民宪》半月刊，并在重庆筹办民盟机关报《民主报》。在这次中全会上，部分委员当场认捐85万元法币。

△ 《民主日报》广告和《民主报》创刊号。

10月16日，中全会结束当晚，刘王立明举办鸡尾酒会，部分民盟中委及冯玉祥、周恩来等中外来宾参加。10月17日，由范朴斋发起，民盟在中法比瑞同学会聚餐，慰劳大会会所主人鲜特生及办事工作人员，到场30余人，每人发份金5000元法币。黄炎培还题写《民之主也》赠送鲜特生，并向参加聚餐的青年赠送《延安归来》一书。至此，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圆满结束。

大会影响

一中全会结束后，《民主星期刊》赓即发表《中国民主同盟临时代表大会的总结》。文章从四个方面系统总结了这次大会取得的主要收获：

一是通过了修改过的组织规程，强化了纪律。文章认为“组织就是力量，组织的严密化，同时，就是同盟力量的增大”，“此次修改过的组织规程里所强调的‘服从决议’一项，正是纪律重要的一环”。

二是确立了民盟的领导中心。文章强调，“一个真正领袖，必然是从群众中生长出来，为群众所拥护，又能公正严明的反映群众的意见，并执行群众的主张和政策”，张澜主席“曾经从他的一切言行中证明他是一个贤明的领导人物，这次又以大会全体一致的起立方式拥戴他为同盟的领导人，确立了同盟的领导中心”。此外，范朴斋在日记中也认为张澜主席“持正敢言，公而无私”，“品格甚高，言行相符，故能感召群众”，“诚笃一念，始足服人”。

三是通过了纲领、政治报告和对当前时局的宣言。文章认为，“同盟这次通过纲领，政治报告，宣言，恰恰是代表一切要求民主的人们，把他们归于经济，政治，文化教育，外交，军事各方面的种种迫切要求都提出来了，它一定能得到广大人民大众的拥护，因而无限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”。

四是表现出一种特别风气或风格。这种风格的特点是“紧张热烈”，“为着团结，民主而斗争，为着对国家民族，人民大众负责，认真，不苟且而斗争”，这种新的风气或风格“象征着新的人，新的社会，新的中国，象征着抗战结束后，和平建设的新阶段的一种新的政治作风，新的政治领袖”。

△ 《民主星期刊特别增刊》刊登的大会《政治报告》。

民盟成立之初为“三党三派”的政团同盟，各党各派为民主团结抗战而摒弃歧见，结盟同行。抗战胜利后，各党各派的政见分歧重现。

虽然大会数十件提案的内容集中于加强内部组织和整理盟务，张澜讲话及代表发言也多次强调团结，但难以消除青年党代表与其他代表的矛盾。据范朴斋日记可见一斑：9月26日“午，舜生、启天、叔明来谈同盟前途，意见分歧莫衷一是”，“青年党大失同盟盟友同情”。10月1日，范朴斋提议修改规程，健全组织，但青年党代表拒绝付署。3日，因刘东岩“出言极可厌”，范朴斋愤而退席。在小组讨论后的大会上，多次出现辩论“最激烈”“争辩甚激，显出意气”“青年党少数人屡为强争，而所持之理又逆众情，遂致屡生波涛”等情况。由于意见分歧，矛盾尖锐，“各方对青年党情意极坏”，最后曾琦不得不出面请张澜、章伯钧等向各方为青年党解释误会。10月10日，毛泽东约见曾琦，就民盟与青年党间的问题进行商谈，希望青年党与民盟的立场保持一致。

虽然左舜生在争议中最终得以留任秘书长，但大会通过组织规程，明确总秘书不能法定代理主席，主席不能履职时，由常委互推一人代行其职务，实际上大大削弱了秘书长的职权。新增33名委员中，青年党也仅有两名，青年党把持盟务的权力被进一步削弱。此次大会后，青年党受国民党拉拢，逐步脱离民盟。

民盟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引起各方高度关注。不仅民盟主办的《民主》《民宪》等刊物全程报道，国内外多家媒体也高度关注。

大会召开时值国共和平谈判，民盟与中共进一步加强了合作。《新华日报》及时报道会况，民盟则在大会宣言中对和谈取得的成就“表示十分欣慰”，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。大会期间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参加民盟举办的游艺会、聚餐会，与民盟领导人广泛接触，交换意见。

△ 《新华日报》有关报道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民盟要求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，反映了战后广大人民的要求，得到各界群众的支持。

原载《群言》2018年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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